我也来写一点关于那个年代的小故事。都是来自父母零星的讲述,所以并不完整,保存一点平凡人的回忆,也是保存一点历史的碎片罢了。
在 那个年代,我母亲家里成分并不好,我姥爷(这个称呼说明了他来自北方)本是山东的一个普通地主,当初将家里的地全部卖成金条独身到上海来做生意,在金陵东 路上用两条“大黄鱼”买下一栋临街的二层小楼,即是工厂,也是住家。解放前,他及时把厂里所有的股份都让给手下的几个工人,于是划成分的时候逃过了资本家 的帽子。在文革的时候,老账当然会给翻出来,据说被斗得很惨。我母亲并不很愿意给我讲述姥爷当时被批斗的详情,她的叙述总是被她童年巨大的饥饿和恐慌的阴 影笼罩。一个她反复讲述的故事是姥爷为了养活家里许多口人——包括我大姥姥(姥爷的大老婆)给他生养的5个子女以及我亲姥姥(他小老婆)给他生养的4个子 女——姥爷在家里养了许多的兔子,因为兔子繁殖迅速,全家人就可以吃上一点肉。但我母亲用厌恶的神色形容说兔子“臭得要命”。而且她说当时一大家子,每个 小孩在晚饭的时候围着圆台面团团坐定,并没有菜碗放在桌子中间,所有的食物分成均匀的份额,一人一份,而我某个奸猾的大舅(大姥姥那边的)当时喜欢欺负我 妈,总是吓唬她说,看,屋梁上有老鼠,我妈害怕老鼠就会扭过头去找我姥姥,然后回头的时候,自己碗里的菜就少了好多。
当我姥爷被游街 低头认罪的时候,我妈妈和我小舅背着一箱棒冰在外滩上叫卖挣钱,据我妈说,小舅一直贪小便宜,每根棒冰要剥开纸舔一口再包包好卖出去。而据说生过脑膜炎的 小舅“脑筋拎弗清”,在弄堂的群小争斗中曾经主动去撩拨“造反派”头头的儿子,打了别人一个耳光,然后不声不响的回家。下午造反派头头带着一群红袖章进门 “捉拿反革命资本家的狗崽子”,把我小舅揪起来正正反反打了许多个耳光,后来我姥爷闻讯回家,也一同被打耳光,然后晚上我姥爷似乎也打了我小舅,这并不离 奇,姥爷的脾气并不好。
后来文革结束若干年,我随妈妈登门拜见姥爷的时候,小楼已经分成前后两半,后面住大姥姥那半家人,前面住姥爷 和姥姥半家人。我在姥爷家没有发现任何一本有毛泽东语录的书,似乎完全没有留下文革的痕迹,这和我家很不一样。姥爷开始作裁缝,按上海服饰上的流行款式做 衣服帽子,从山东老家找来年轻女孩子给自己打工,把自己的小楼变成小小服装厂。姥爷家的中兴直至金陵路市政动迁结束。钉子户姥爷最终接受了不愿接受的赔偿 条件,搬去了浦东。姥姥在此过程中生病死去。
父亲的部分也只能零散地写,他比我母亲更不愿意叙及过往,尤其过往造成他的失意。